根据儒家传统的儒学原理，落实到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文明的八大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制、法治。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14] 西文，Confucianism，既可以是儒家，也可以是儒教，就像Taoism，既可以是道家，也可以是道教。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5] 他说，我相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
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④] 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4] 韩愈：《原道》，见《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特别要注意的是，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两个层面： 1、克己复礼：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需要一套社会规范和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礼是普遍的、永恒的。【摘要】韩国所称的生活儒教，中国谓之生活儒学，实即儒学的现代范式。儒家所讲的仁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差等之爱[29]，即爱的程度是要区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
否则，正如孔子指出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45]，仅凭理性是不足以成功的。4、原则：义——正义的亚洲 亚洲国际秩序的建构，就像任何制度规范的建构一样，最重要的是遵循正义原则。
这种损益，就是所谓制礼作乐的工作。[①] 历史上，儒学的价值曾经为东亚中韩日等国所共享，这种共享保证了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且以中国为例，我们曾经有过王权时代（夏商西周）的制度规范、皇权时代（自秦至清）的制度规范，现在正在走向民权时代的制度规范。所谓礼，上文已谈过，是指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亦即社会秩序。
今天，我们要建构一个理性的亚洲，尤其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情绪的干扰，更不能被这些负面情绪裹挟、绑架。[36] 参见黄玉顺：《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制度规范的建构绝不能根据适用于私域（private sphere）的差等之爱，而应当根据适用于公域（public sphere）的一体之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
这里，礼指亚洲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例如儒家经典《周礼》，就是托名周公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建构，它所体现的乃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人际关系秩序。2、适宜性原则：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是适宜的，即必须适应于一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时代中的基本生活方式。
有人称之为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十家之一（十家为：杜维明、李泽厚、刘述先、成中英、牟钟鉴、安乐哲、张立文、林安梧、黄玉顺、郭沂）[⑤]。孔子这种思想确实是很伟大的。甚至还有美国学者称之为国际性的综合儒学（Synthetic Confucians）学派的四支之一（四支为：安乐哲[Roger Ames]、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陈素芬[Sor-hoon Tan]。所以，孔子强调克己复礼： 颜渊问仁。例如治理一个国家，必须为国以礼[18]。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③]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代表作《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的英译本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即将由美国Bridge 21 Publications出版，生活儒学即译为Life Confucianism。《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2]恩就是爱[33]，此处是指差等之爱。我们要建设的应当是一个有良知的亚洲或有正义感的亚洲。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儒家的仁→义→礼这样的理论结构。[②]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此届论坛由韩国外交部发起赞助、韩国忠清南道（Chungcheongnam）和东亚细亚财团（East Asia Foundation）共同主办、忠南历史文化研究院承办。《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首先是正当性原则，要求我们在建构亚洲秩序时，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之爱，追求一视同仁的一体之仁。《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儒家提出了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 1、正当性原则：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是正当的，即必须是出于一视同仁（超越差等之爱、寻求一体之仁）的动机。这就形成了义→礼这样一个理论结构，亦即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26]。
[37] 这就是说，这样的智或知，是仁义礼智之智的发端。西周太史史伯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事实上，政治是一种专业，政治家是一种特殊的专家。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这就涉及儒家的仁爱观念。但是，学界对于儒学的概念范畴，存在着诸多误解。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42]，这就是说，建立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为了和谐、和平。墨子刻[Thomas Metzger]）[⑥]。
这就意味着：韩国的生活儒教或者生活儒学也是既重视儒学理论、也重视儒家实践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儒家的仁→知→义→礼的理论结构。
5、观念：知——良知的亚洲 正义原则是正义感的理性化、原则化。[14] 其实，所谓道德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
[30] 王守仁：《大学问》，见《王阳明全集》，吴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三、生活儒学价值共享对亚洲和平繁荣之意义 我们讨论上述生活儒学的价值体系，目的是为了探索亚洲的和平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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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君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君乃为民办事者也，因此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
三 进一步看，要是嵌入到了善恶之间分离性并存特别是悖论性交织的互动形式之中，避恶取向对于趋善取向的前提性意义还会变得更加明显。
[23]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第89页。
龚自珍强调尊命，主张人以哀惨之心立世，在哀惨中用智用慧（《尊命》、《壬癸之际胎观第七》）：王国维虽然从表面上看在鼓吹叔本华哲学、佛教哲学、基督教哲学出世解脱的无生主义，实际上他更重视以生活为炉，以痛苦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的生命过程，提倡以忧生忧世心态历尽茫然、哀苦和抉择而成大事业、大学问（《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
但是，美的诞生，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